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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牧区发展草产业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盖志毅

 

  发展草产业、沙产业成为我区经济社会的一个新亮点。为了使之更加健康和可持续,本文就我区牧区草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发展草产业要注意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结合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关系,排列组合无非是以下四种状态:1.经济增长、生态优化。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呈正相关关系。2.经济增长、生态恶化。3.经济萎缩、生态优化。4.经济萎缩、生态恶化。后三者均为负相关关系。

第一种是在草产业发展最理想的一种模式,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从草的角度看游牧业的话,那么游牧业也是一种草产业,畜产品是草产品的深加工产品。在适度的载畜量的条件下进行的合理放牧活动,能达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目标。在牧草资源的利用方式中,放牧利用是一种最经济的利用方式。

放牧的青草具有良好的营养价值富含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及其它某些活动性的物质(如动情素等),对于幼畜的生长、成年畜的繁殖、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提高,都有重要意义。与其它饲料相比,放牧青草是营养价值较高的饲料,高于同样青草所调制的带叶干草。同时,青草的消化率较干草高15%-25%,消化率略高于青贮饲料,鲜绿青草的1个饲料单位约含120-160克可消化蛋白质,其蛋白质与总营养价值近于精料,就蛋白质的生物学价值而言,则又显然超过精料。此外,鲜绿牧草多汁适口,能增进家畜的食欲,其营养物质也正处于容易消化的状态,最能满足家畜的饲料要求。根据消化试验,牧草所含的有机物质,反刍类家畜可消化75%-80%,非反刍类家畜可消化50%-60%。在放牧过程中一方面家畜通过采食牧草,摄取营养物质,另一方面经常处于空气新鲜、阳光充足的环境,经受各种天气的锻炼,使家畜的种种器官系统得到充分而均衡的发展。家畜不断地放牧运动,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强健体质,提高对疾病的抵抗力,从而提高家畜的生活力和生产力。

过往的牲畜对植被有促壮的作用。牲畜,特别是有蹄类的适度践踏,可以在干旱季节破坏土壤表层的硬壳结皮,疏松土壤表层,改善土壤的通气性。践踏有助于植物种子埋入土层,起到播种覆土的作用。适度的采食嫩枝叶片,清除掉过多的生物量,使植物稀疏、灌丛不再稠密,有利于加速二氧化碳的固定和减缓蒸腾强度。牲畜是消费者,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构成环节,它的排便是一种营养物的回归,有利于植物生长所需大量元素和微量元素的丰富,还有助于枯枝落叶层的形成。至今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羊毛和肉类等畜产品大部分取自草地,欧洲全部家畜的饲料有半数来自草地,美国的羊82.2%靠放牧,5%利用干草;肉牛54.8%靠放牧,12.4%利用干草,乳牛24.6%靠放牧,29%利用干草。在我国西北地区,一般羊群放牧饲养,比舍饲干草减少2/3的成本,放牧马只有舍饲成本的1/15或1/20。

在草的利用方式上,过牧和过分刈割都只能取得暂时的经济效益,而最终破坏了生态效益。美国生态经济学家加勒特·哈丁在《生活在极限之内》一书中指出:“为什么要为不超出承载能力而如此小心翼翼呢?这是由于超过承载能力的后果,首先是对牧场的后果,其次是对牲畜本身的后果。牲畜选择性地吃草导致了“杂草”(根据牛的评价)对“甜草”的逐渐替代。如果牛的数量过多,践踏土地会加剧这种选择效应,也会使土地更易于被侵蚀(由此进一步对甜草的生长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土地在降雨间歇保持水分的能力被降低了。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领地的承载能力年复一年地逐步降低,直到起初是丰富的资源几乎不能供养任何牲畜。”

美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世界观察所前所长莱斯特·布朗指出,中国和美国的国土面积与载畜能力大致相当,美国只有9800万头牛和900万只绵羊和山羊,而目前中国却有1.27亿头牛和2.79亿只绵羊和山羊。2002年,中国的牛、羊保有量,是1950年的三倍。美国养有9700万头牛,中国则有1.06亿头,相差无几;可是,绵羊和山羊,美国是800万只,中国则有2.98亿只。因此他认为,“中国正因沙尘暴失去数以百万吨计的表土,如此巨大的自然资源的损失,是她无力承担的。”这反映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草场不堪重负,当草场严重超载时,则迫使山羊啃食草根和树皮,破坏植被。过度放牧几乎能使最可口的植物灭绝,尤其当一棵植物因放牧而失去叶片时,则植物就从它的根部把营养物转移到叶枝,生长新叶片从而导致根区的萎缩,根系减少使吸收水分的能力下降。草地在过牧的情况下,由于叶面积减小,光合作用能力大大减弱,植物的糖贮规律受到破坏,植物常因耗竭贮藏的养分生命力减弱。结果导致草丛高度、盖度降低,产草量减少,并引起植被成分变化,多年生牧草数量大大减少,一二年生杂草数量增加。靠种子繁殖的牧草,由于牲畜常年反复啃食和践踏,难于开化结实和成熟;靠根繁殖的牧草,由于牲畜反复啃食,牧草得不到适当的水分和营养补充,往往没等再生,就又被牲畜吃一遍,加上牲畜蹄刨(羊在牧草过低时,借助蹄刨觅食)、脚蹬、使牧草根系破坏,难于再生。这就造成草原植被变稀,优良牧草减少或绝迹,害草因牲畜不吃和生存空间扩大而增多。旱时由于植被稀疏,在干旱多风季节,大风一起并有畜群走过泛沙相助,使流沙滚滚,到处蔓延,造成沙化,滩地由于植被稀疏,地表暴露,风吹日晒,地面蒸发量加大,使盐碱表面化,造成盐碱化(牧草繁茂时,覆盖度大,地表直接蒸发量小,水分多由植物根部吸水经茎蒸发,盐碱留在地下)。植被变稀、植被构成变化和沙化、碱化、就使草原产草量下降,载畜能力降低,如继续超载放牧,就会使草原进一步急剧退化。

据测定,连续打草而逐渐退化的打草场其产草量仅为多年不打草的一半左右。打草时的机械损伤是促使割草场退化的不可忽视的原因。目前,横向楼草机的龃闪能触刮地面,深约12公分,使草根与地面芽受到损伤造成牧草发育不良或死亡,同时,连年打草,“剃光头”,没留草籽带,减少了牧草的有性繁殖机会。

二、发展草业要注意生态经济系统的承载能力

我区的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属于生态经济弹性小的生态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的新增能力很弱。衡量生态经济需求的供给能力的概念,是生态经济供求弹性,简称生态经济弹性。它是某种生态经济资源的新增量对经济需求量的满足程度。生态经济弹性系数E=某种资源的更新率/对某种资源的经济需求增长率。当0<E<1时,是缺乏弹性的生态资源供给力,表明开始出现生态滞后现象。当E>1时,是有弹性的生态资源供给力,当E=0时,是无弹性的生态资源供给力,表明生态系统已失去供给潜力。我区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就是一个十分脆弱的生态系统,弹性很小,由于半干旱气候条件所决定,草原很难向森林群落正向演替,反过来却极易向荒漠化和沙漠化发生逆行演替,这就决定了人工利用的恶化趋势,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恶果。所以破坏极易,但再进行修补,恢复到破坏前的面貌则是非常困难,甚至于成为完全不可逆。

所谓临界带(critical zone)的所有资源都可能被掠夺到灭绝的程度。如果使用的速率超过定期自然更新的速率,那么此类资源就可能实际上在被开采,就像任何矿产资源一样。在某一点——临界带上———耗竭过程可能会被推进到如此之远,以致供给流的自然恢复再也不可能发生,即使是在所有掠夺已经停止时。显然,其可更新依赖生物繁衍的大多数资源都属此类。当植物、动物和鸟类群落变得稀少而分散时,它们就不仅不能繁衍,而且会对捕食者更加脆弱。

除这些生物资源外,土壤和蓄水层也会具有临界带。土地一旦被过度使用或误用到由于土壤侵蚀、盐碱化或沙漠化而退化,就绝不能保证在与人类活动相应的时间尺度内发生恢复过程,无论是自然的恢复还是通过有计划的补救措施。联合国最近承认,其加强的荒漠化计划已经不能控制退化过程,不能恢复重要地区受损害的土地。这清楚地表明,土壤实际上可因为人类利用而从流动性资源转变为短命的储存性资源。

气候年际变动率较大,在相同时间内,气候相对变动率大大超过其他地区;稳定性差,在同样影响力下,环境变动远远超过其他地区;恢复原状功能低,受到种种负面影响发生急剧变动后,恢复原貌的自动调节能力明显低于其他地区。

生态敏感地带自然环境变化频繁且变幅大,应变力相对弱,一旦某一自然要素出现波动,往往整个系统随之演变,当发生不利的人为开发行为时,较非敏感区更易出现退化。环境退化相当普遍,主要表现形式是土地退化。

因此。无论在我区发展草坪业、草产品加工业、草籽业还是草原旅游业都应考虑我区牧区生态脆弱的现实,发展速度要适度,草业经济活动要与自然的承受能力相协调。

三、发展草业要注意发挥出经济比较优势

约翰海因里希冯屠能(Johann•Heinrich•Von Thunen)是德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1783——1850)在其《在农业和国民经济方面的孤立国家》 (1826)著作中,详细地论述了农地与城市中心市场的距离与土地利用的关系和土地的位置对其利用的影响。依据屠能的经济区位理论,距经济中心的距离越远,则经济价值就越小,经济比较优势就越小。

    该著作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假定:有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立国,全境的土地全是沃野平原,土壤肥力完全相等,都适宜于耕种。全国只有一个城市位于中央。农产品中心市场,就在这里,除了这个城市以外,其他地方都是农村,离城市最远的地方是尚未开垦的荒野,城市所需的食物由农村供给,特定农场主得到的农产品价格是中心市场价与运费的差额,运费包括与距离无关的终点成本如装卸等费用。

    屠能论述了农地随着距城市农产品市场的远近,作物品种的土地空间配置状况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屠能论证了,在上述假定条件下,农地的单位面积净收益(土地纯收益)与距中心市场距离成反比。生产并销售某种农作物产品时,单位面积的净收益与市场距离的关系用下式表示:

        E=(P一C 一 td)·y

上式中:

   E:单位面积的净收益(由位置的差所产生的地租);

   P:农产品价格;

   C:单位数量的农产品土地利用费;

    T:单位数量农产品的单位距离运输费用;

    d:从农地到市场的距离;

    y:该农产品单位面积的收获量。

    图1表明,当终点成本即装卸费用的总运费将大于总收益,生产该农作物就会无利可图,即不是经济合算的立地条件。图1

    图2表示各种单位面积的农产品的经济效益,与到中心市场的距离的关系。假设从市场到d3点的以市场为中心的同心圆状的广阔的农地里,分别种植农作物1、农作物2、农作物3,称之为“屠能圈” 。在这种条件下,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为取得最大净收益(土地纯收益),从中心市场到d1这个空间里,即第1圈,生产农作物1:农作物l通常为运往城市所需运费较大的产品,易于腐烂的鲜货也安排在这里,例如蔬菜、水果,鲜货和园艺产品。从d1到d2即第2圈,生产农作物2:农作物2为薪炭林和用材林,为城市提供薪炭柴和木材;牛奶也作为第2圈的产品。从d2到d3生产农作物3:作物3通常为谷物,即第3—5圈主要是生产农作物;第6圈主要经营畜牧业。图3生产农作物l的净收益用面积Oe1ad1表示,生产农作物2的净收益用面积d1abd2表示生产农作物3的净收益用面积d2bd3表示,因此,全社会总的净收益用面积Oe1abd3表示,上述农作物生产的土地资源的空间配置如图所示。

    从图2和图3可以看出,农产品运输成本,随产品的重量、体积、易碎性和易腐性而所不同,因此,不同农产品的价格和距离的梯度也有所不同。例如,园艺产品的价格梯度线最陡,新鲜牛奶次之,谷物则较平缓,相应地,它们的净收益一距离关系线的斜率也不同。

图3

图2

 

由于大面积的草原主要分布在海拔较高的高原与山地,距我国经济中心较远。根据唐华俊等学者的研究,草原的位置与平均气温在100c以上的月数平均气温、最暖月气温、农业人口密度、农业劳动力密度、农村劳动力密度、总人口密度负相关,见表。也就是说,随着向草原腹地的深入,上述指标的数值则越来越小。与此相反,与低温、高海拔及文盲率呈明显的正相关,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草地分布区的偏僻。在这种条件下,在我区牧区,发展草业要充分考虑其有无比较优势,它的位置如何?草产品所售价格能否补偿成本等问题。切忌不进行可行性分析的四面开花,避免造成大的经济损失。

  草原与若干指标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平均气温在100c以上的月数

-0.52

平均气温

-0.51

最暖月气温

-0.51

农业人口密度

-0.39

农业劳动力密度

-0.38

农村劳动力密度

-0.38

总人口密度

-0.38

平均海拔高度

0.47

文盲率

0.44

资料来源:唐华俊等,中国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0

四、发展草产业要注意不能大面积开发人工草场

1.不具备大面积开发人工草场的水和土壤条件

在干旱半干旱草原借发展草业之名毁掉天然草原,种植人工草地的现象愈演愈烈,这种表面上以生态建设为名的做法恰恰与过去的引粮入牧的效果相同,即以建立饲料地为由,大规模的开垦草原。人们把湿地、古河道、小河沿岸滩地作为开发饲料地的首选地,但古河道的水利开发潜力是极其有限的,大量开采地下水用于浇灌必将引起地下水水位下降(因为干旱牧区天然降水根本不可能弥补大量开采所形成的地下水亏空),土壤条件难以支撑长久。草原地区土壤大部有栗钙土构成,土层薄、有机质含量低、肥力贫瘠,土层十分脆弱,极难作到持续长久,或许在开发的头几年,在保证浇灌的条件下有所收获,随着水利和土壤条件的恶化,饲料地就很难保证继续下去。而且由于饲料地上种植的绝大部分都是精饲料和青储玉米,仍然需要翻耕,土层薄的地方依然把下面的沙质土壤反上来,同样也破坏原生植被,从而使地表丧失植被的保护而完全裸露出来。

美国则重点强调草原的生态功能,包括维持生物多样性、保障水资源、保护野生动物、生态旅游资源、生态调节功能等。美国的国有土地中有重要生态功能的如荒漠、森林、自然保护区等,严格管理,为了保护生态平衡,不容许开发利用,即使私人农场,也要在严格的法律监督下利用。这样就从根源上杜绝了土地退化及其诱导的沙尘暴、水土流失等生态灾难。美国西部的亚利桑那在降雨量不足 200毫米的荒漠,都是保持着一种自然状态,野生动物得以与人和谐相处。 蒙古国在俄罗斯和法国的帮助下,保持了最好的动物野生状态,积极发展野生动物旅游。据美国马里兰大学生态经济学家1997年的估计,全球人造产品和人类服务的价值每年约180万亿美元,全球生态经济系统的价值则高达330万亿美元。由此看来,以人工草原的一点眼前利益而破坏天然草原所带来的长远利益,与人是一种极其得不偿失的选择。

2.开发人工草场不利于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必要保证。其中的生物基因价值,我们都无法想象有多大!有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说,上一世纪是一个信息经济时代的话,那么本世纪将是生物经济时代。草原是多样生物生存的重要园囿,据初步调查,我国北方草原上各种牧草约有4000多种,建群种为45个种,禾本科居首位,约33种,以针草属为主,南方草地上饲用植物达5000余种。世界上大部分栽培了的优良牧草,中国都有野生种,是世界上牧草资源最丰富的国家。除植物外,在蒙古高原,野生动物本是十分丰富的,仅在《蒙古秘史》这一部历史著作中,就能查到达52种之多,内蒙古共有野生植物2800余种,重点保护植物100余种,野生鱼类80余种,两栖爬行类20余种,鸟类370余种,兽类100余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近百种。

因此在发展草业的过程中,要注意恢复中国天然植被的最重要步骤是保护那些拥有最高生态完整性的残存的生态系统,它们是天然生态系统如何发挥作用的最佳范例,也为退化土地的植被恢复提供了必须的生物基础。“明智的修补的第一原则是保留全部碎片”。因此,首先是不能轻易地破坏天然草原,以发展草业为名建设人工草原。国外有识之士认为,大面积的开发人工草原,有导致草原生态系统“崩溃”的危险。其次,要对现有的沙地植被、荒漠植被进行保护。沙漠植被是维护荒漠生态系统的一个主体,破坏容易,恢复难,因此要把保护草原植物被放在第一位。但目前具有“草产业”字眼的项目和方案容易得到重视,而无明显眼前产出的保护性的措施则往往被认为“不紧迫”,或因其他原因(往往是直接经济效益不上去)而被忽视。事实上如果我们能从防范开始,用一种合理的生产方式来利用草原自然植被,则可以很小的代价,换取较高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作者系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态经济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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