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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方式与草原生态—传统时代呼盟草原的冬营地（二）

作者：王建革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查看-> 蒙古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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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草原生态与文化变迁

冬营地的草是枯草，营养水平远低于其它季节。影响冬营地游牧业的关键因子是枯草质量、产量、积雪和干草补饲状况。长期以来，呼伦贝尔草原游牧民既不补饲，也不建圈，只是到近代，受俄人的影响之后，草原游牧业才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1． 草原质量：产量与种群结构

高地和低地的草原产量和草种结构有很大的差异。高地多是冬营地，质量好但产量低，低地产量高但质量较次。1940年9月份调查点的统计表明，冬营地的产量和种群有很大的差异。在达巴，小区刈草测定的鲜草产量为1500公斤/公顷，饲料量为1275公斤，利用率为85%；在奥胡多，鲜草产量为1240公斤/公顷，利用率高达100%，主要的草原群落为糙隐子草、羊草，冷蒿，糙隐子草频度最高，由于糙隐子草是羊草草原第一步退化后的产物，故当时的调查员甚至认为这一处地区可能已处于过牧化压力之中；旧将军庙一带也是冬营地，这个地区又分为两区，第一区在忠灵塔附近，鲜草产量达10740公斤/公顷，草原利用率只有62.10%，这里的草地以双颖鸢尾、拂子茅和星星草群落为多，由于饲草价值低，利用率也较低。第二区位于将军庙附近，碱性湿润草原，星星草群落居多，草原产量为6670公斤/公顷，利用率为100%，这一带作冬季采草地用的；还有一处冬营地叫昭利昭塔拉，调查人员也将此地分两区，第一区草产量为9960公斤/公顷，利用率为69.88%，第二区产量更高，达11500公斤/公顷，利用率为60.39%，这两区也是良好的采草地；在惠河流域，沿河地带的产草量为6240公斤/公顷，利用率为96.15%，草原为纯羊草草原。远离河边的地带产量稍低，为5425公斤/公顷，利用率为95.94%。[32]

自1980年以后，草场承包到人，实行定居定牧。政府已不在一个嘎查或一个苏木内规划冬夏、营地，牧民只在自己的小牧场上划季节牧场。草原的退化开始加快了。如果以1940年的冬草场状况与现代相比，草原产量和质量会出现很大的差异。以丘陵干燥地的产量为标准，这种草原现在划归为温性干草原类，以现代的标准，这部分草原既保括丘陵干燥地，又包括了许多平地，产草量应比过去的丘陵地产量更高。但现代这种草原的暖季鲜草产量只有71.2公斤/亩，合1068公斤/公顷左右，枯草季节的产量只有613.5公斤/公顷。与1940年高燥地的产量对比而言，如按当时的调查时间，即9月份的草产量比较，下降的幅度应为33%，下降了1/3。草种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羊草草原已经不多，而小叶锦鸡、狭叶锦鸡等小灌木为主的草原居多，在丘陵干草原亚类的草原统计数字中，3种羊草草原占39%，而具刺木、禾草和杂类草的草原类型占了大多数。[33] 既使是同是羊草草原，半个世纪的变化也很大，惠河流域以前远河地带的草产量5000公斤/公顷，现在只有1500-3000公斤/公顷。[34]

与1980年以后相比，1940年左右的冬营地没有过牧化，只是夏营地有过牧化发生，在水源附近由于集中了过多牲畜而存在一定程度的草原退化。[35] 当时的牲畜负载量不对冬营地产生影响，真正影响冬营地草地的是一种人为因素，即野火。非洲的努尔人在平原放牧时等青草一枯干就放火，他们为了及时清除枯草，使新草长出，以利牛的采食。努尔人所处地区降雨量充沛，草长的很旺盛，枯草如不及时清除则不利于新草生长。如不烧草，牛会因繁茂的草丛而吃不到新草、嫩草。[36] 但在蒙古草原，失去冬营地上的枯草却意味着牧草缺乏，尽管蒙古人在习惯上严禁放火，但呼伦贝尔当时仍有30%的草原受到野火危害。过火后的枯草几乎丧失殆尽，已无当年利用价值。[37] 根据日本技师的试验，以不过火草地的牧草产量为100的话，过火地第二年的产量只有68。植被结构也有逆向演替的倾向，优良草种减少，低劣草种增多，甚至连土壤也受到了危害。[38] 在陈巴尔虎旗，游牧民在春天刚开始时烧草，他们认为烧草后有利于草长新芽，还有杀灭蚊蝇的作用。但他们是在结束冬营地生活，迁往春营地时放火。[39] 无论如何也不会在冬营开始时放火，因为那样做是自断生路。

2．积雪环境

冬营地另一个重要的环境因素是积雪，积雪厚度往往决定着草地利用程度。新左旗1938年初冬的积雪状况调查表明，好的冬营地不是没有积雪，而是枯草高度远过于积雪。在帕劳勒原，积雪3.1寸，草长1.5-1.6寸，湿地只冻了2分，草原状态非常好，有牧民116户。包塔多拉几个调查点积雪4.3寸，草高1.5-1.6寸。这类好的冬营地占1/4左右。还有一些草高与雪高相差不大的冬营地，都在5-6寸左右。塔布多劳卡依的积雪和草都只有4-5寸，牲畜必须刨雪才能吃到草。不能作冬营地的，是那些被积雪覆盖的草场，这些草原的积雪不见得有多深，草短是制约因素。在阿鲁诺尔附近，积雪只有3寸，但由于夏秋间的放牧，积雪上面几乎见不到什么草，这些地点一般也有湖泊边，这从一个角度进一步说明夏营地不能继续作冬营地的原因。在莎哈奥豪，积雪3-6寸，警备军的马群长期在呆在那里，使冬天不再利于放牧。野火影响过的冬营地雪灾可能更严重。在奥鲁恰奥鲁，1937年曾遭野火，草长较短，尽管那里只有2寸积雪，但草场仍难利用，这种由过火的冬营地有3处。[40] 在雪多之一，牧人往往要人为地除雪、碎冰。有许多从俄国迁来的布里亚特蒙古人，他们受欧式畜牧业的影响，在呼伦贝尔草原使用了除雪机，当时的除雪机用牛拽拉。[41]

白灾的情况是积雪突然加厚，覆盖草原引起的。雪灾往往也伴随着大风降温，短时间内积雪会达到1-2尺，个别地方甚至达到1米。牧草转瞬压在雪下，再加上降温，引起大量牲畜死亡。现代的牧民在使用现代化交通设备条件下也不过使人得救，牲畜往往也免不了待毙的危险。在传统时代，牧民都会有危险，何况牲畜。1940年4月末5月初，呼盟遭遇10年1遇的雪灾，雪加风，风速达到每秒30米。牲畜盲目逸走，造成大量的牲畜死亡，东、西新巴尔虎旗死亡马34，620头，牛61，879头，羊451，771头，分别占牲畜的39%，47%和39%。[42] 在1911年到1912年期间，呼伦贝尔草原也发生过一次更大的白灾，近一半的牲畜死亡。[43] 许多白灾发生在冬初，如果在10月末形成“座冬雪”，积雪持续到明年2-3月份，便会形成更大的白灾。集体化时期的几次重大的白灾发生于1954年、1965年和1970年，由于政府的工作，灾害损失较少，1954年全盟才死亡牲畜29万多头，[44] 只及1940年的47%。与其它地区相比，呼盟的白灾远甚于其它牧区，其它地区倒是经常发生那种令牲畜无雪可吃的“黑灾”。呼盟白灾多的另一个原因是当地的游牧民更多地保持了纯游牧状态，因为定居程度越高，防寒条件越好，就越能有效地抵御风雪天气，农牧交错区几乎没有白灾。1949年以后的经验表明，如果不定居，即使冬营地的游牧点提前有棚圈和干草贮备，在大雪将局部草原封闭时，其它地点的干草也派不上用场，仍会有大量的牲畜死亡。[45]

3．打草与俄罗斯文化的影响

干草可以减少白灾程度。20世纪上半叶，在俄国文化的影响下，呼伦贝尔草原的游牧民也开始利用干草。干草是将鲜草干燥后的产物，营养价值基本上与鲜草差不多，比枯草要好得多，试验表明，枯草产量比暖季减少一半以上，粗蛋白质含量比青草减少1-1.5倍。[46] 民国时期，大部分蒙古人墨守陈规，既不打草，也不贮草。行政当局鉴于1936—1937年冬季大雪所引起大量牲畜死亡，在20世纪30年代末才开始注重打草。[47] 呼盟的打草业很早就存在了，是俄国欧式畜牧业影响的结果。三河一带的俄人集居区长期实行打草和定居畜牧业，铁路附近的俄人也打草卖草。值得一提的是索伦旗的布里亚特蒙古人，他们的打草也是俄国文化的结果，在迁到呼伦贝尔以前他们在后贝加尔湖地区，早已习惯了打草和贮草。至于一般蒙古人，也有在铁道南部地区设置打草点的，他们雇佣俄人、满人打草，因这些地点离冬营地的距离也相对较近，便于运输。[48]

1938年伪满机构对新左旗38个地点的打草状况作了调查，各点的打草工作一般由俄人和满人单独完成，有4处地点由俄人和满人共同完成。打草一般是在8月上旬到9月上旬这段时间内。刈割地点位于居住点附近，收割后几户牧民共同地将干草运到居住点。上等地干草收获量为150-200磅/公顷。除了自家养畜外，俄人和满人也将干草贩卖，札赍诺尔嵯岗、哈伦阿尔山等地的干草运往海拉尔，其它地点大部分归自家消费。蒙古人不愿劳动，一般只雇俄人打草。当马匹和割草机械由俄人负担时，割草价格按每6-7钱/1000磅草计算，另外还要付给俄人1头大羊。由于当时也购置了一些进口打草机，故蒙人自己也可以负担马和机械，这时的价格为6-7钱/1500磅草，外加1头羊不变。如果俄人不要钱，则与俄人按六、四或七、三比例分草，蒙古人拿大头。厢白旗雇人打草非常盛行，在正蓝旗，无俄满人可雇，蒙古人只好自己打点草，但他们打草技术太落后，不像俄人那样在冬前打草，只是在夏天用俄式大镰刀打草。[49]

俄人早在19世纪初就已经进入到呼伦贝尔草原，到20世纪初，随着铁道的修建和俄国人口的增加，俄人文化的影响才开始扩展。[50] 到20世纪20年代末，呼伦贝尔的俄人人口已达到2.2万人左右。蒙古人只有3万人左右，[51] 这种程度的人口增长足够形成对蒙古族的影响。赫尔皇德是个位于铁路沿线的俄人定居点，俄国人养乳牛，制奶酪，刈草地离铁路6公里远；咱刚位于海拉尔河附近的平坦黑土地上，牧草丰富，一些俄人在那里定居，有刈草机10多台，每年打干草的数量在1000磅左右，多者达8000磅。[52] 俄人院子里面都堆着干草，因当时的干草已成为商品。蒙古人除了不愿意劳动外，游牧生活的习惯也影响到他们打草。从夏秋营地到冬营地，他们不愿意费力地运草，甚至不将干草打捆，在枯草不足时，才用一点干草补饲。尽管如此，干草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蒙古人的游牧方式，在大量受惠于干草利用的地区，蒙古人已发展出半游牧的生产方式。半游牧的特点是冬营地定居，干草喂畜，井水饮畜，夏营地仍然游牧。陈巴尔虎旗兴安岭附近和滨州铁道沿线一带，蒙古人可以雇到俄满人打草或很方便地买到干草，一年只游牧9个月，严冬期在铁道沿线定居，依赖干草饲喂牲畜。[53] 这些人的定居除了与俄人打草有关外，也与现代化交通有关，因为他们住在铁道旁，干草通过铁道运输，1926年呼盟水灾，夏季干草收获量少，冬季的干草从齐齐哈尔通过铁道运到草原。[54]

与传统的蒙古人相比，一些较早接受俄国文化的民族改变得更早一些。除了布里亚特蒙古以外，陈巴尔虎旗境内的鄂温克族也从俄境迁来，早已掌握了打草、建圈和各种集约化畜牧业技术。到呼盟后他们将游牧与定居相结合，形成定居游牧方式。定居游牧与半游牧又有所不同，半游牧是在冬营地定居，但到夏营时期全体要迁到夏营地游牧。定居游牧是冬营地上有永久性棚圈，瘦弱的牲畜长期固定于冬营地，干草饲喂，这部分牲畜和有关的人形成定居定牧；家庭另外一些成员则仍以游牧的方式放养膘好的牲畜，冬营地之后也要迁营夏、秋营地。一部分人长期固定于一地，另一部分人长期随畜群游牧的形式叫定居游牧。[55] 这种定居游牧方式主要出现在索伦旗部分地区和陈巴尔虎旗的东部。1949年后，这种方式得到党和政府的大力推广。至于打草，现在的打草场面积已占到草原面积的10%左右。1976年全盟的打草量为41万吨，畜均144公斤，到1985年，畜均干草量又增长到413公斤，[56] 干草贮备的增加与定居定牧大大相关。现代牧区的干草在牲畜饲草中的比重达到30%以上，尽管如此，现代化程度仍不如前苏联，前苏联每年干草所提供的饲料单位和可消化蛋白量占其牲畜需要量的一半以上。[57]

四．小结

游牧是蒙古人保持了几千年的生活传统，这种传统习惯本身并不像迈尔斯所说的那样，是游牧的原因，而是人、牲畜和草原的三个层面生态适应的结果。在传统的游牧时代，技术条件落后，这种适应是一种简单的适应——“逐水草而居”。传统游牧民的粮食消费很少，摄取的能量主要源自畜群提供的肉和奶制品，燃料能量也依赖牲畜粪便。现代牧民多依赖粮食、化石能源和其它现代生活资料，牧民开始更多地通过参与商品生产和草原外部打交道。这种生存环境的改变要求牧民相对定居，因为只有定居才能更多地得到许多外部资料和能量供给。但在定居的同时，如果草原维护技术和畜牧业生产技术不能同步提高，必然会引起草原的退化。

1949-1980年这段时期，呼盟草原提倡的是定居游牧。政府也意识到了提高牧民生活水平和畜牧业之间矛盾。“定居对‘人旺’好，但因天然牧场、草场产草量有一定限度，对牲畜发展与繁殖不利。游牧能使牲畜吃到好草，对牲畜繁殖有好处，但全家老小一年四季随着牲畜搬家，对‘人旺’来说极为不利”。[58] 定居游牧将部分人，一般是老弱妇幼，长年定居，男劳力则随牲畜流动。1980年以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草场承包后，长期以来草原的共公使用的属性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属性一直是大范围游牧的制度基础，失去了这种基础，定居定牧便快速实现了。但定居定牧必须有先进的草原技术和畜牧技术相配套。在移牧时代，人们可以不对草原本身进行改良，因为草原不是被终年利用，而是季节性地利用，草原自身可以在非放牧时期自然恢复。定牧之后，草地在长期处于放牧压力下，迅速被破坏，牲畜也因吃不到好草而衰弱，尽管数量在增多，但其单体产量却在下降。长期以来，牲畜产量并没有提高多少。以绵羊为例，1952年呼盟有116万只，1989年也只有169万只，如果考虑到单体产量的下降，可以推断，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增长。尽管政府推广了许多种牲畜新品种和打草、建圈等新措施，但草地的退化足以限制牲畜的增长，如果草原问题解决不了，再好的牲畜品种也会退化。所以，定居和草原维持必须同步。就目前的状况分析，蒙民长期以来不适应集约化生产方式，以自由散漫的放牧生活为乐，所以，在某些地区，宁可让部分牧民保留大区域划分冬、夏营地的游牧方式。这样作既可以保护草原，又可以保持传统的游牧文化，特别是为草原保留了一项重要的旅游资源——由大群的牛马羊和一队队车辆组成的移营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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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清代的呼伦贝尔八旗属黑龙江将军管辖，以不但有巴尔虎蒙古，还有额鲁特蒙古和布里亚特蒙古，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也在呼盟生活，到近代，又有大量的汉人和俄人迁入，再加上汉人和满人。使近代的呼伦贝尔成为一个民族复杂，文化交汇的地区。
[2]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庶务部调查课：《经济方面ょり见たる呼伦贝尔事情》，上卷，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4年3月，第17-18，159-160页。
[3] 朱延生主编：《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志》，内蒙古人文化出版社，1992年5月，第40页。
[4] Prevost F. Mathey F. and Garde L.(1989). A Forage System that Exploits the Resource Diversity in Province. 16th International Grassland Congress, Nice.
[5] 穆尔扎也夫：《蒙古人民共和国》（自然地理），杨郁华译，三联书店，1958年，第48页。
[6] Bat-Ochir Bold. Mongolian Nomadic Society: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History of Mongolia. Curzon.2001.52-53.
[7] 新京支社调查室：《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十八年四月，第35-44，268-269页。
[8] 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298页。
[9] 渡边男：《新巴尔虎左翼旗畜产调查报告》，昭和9年6月，第40页。
[10]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12年12月，第26-27页。
[11] 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258页。
[12] 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13页。
[13]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庶务部调查课：《经济方面ょり见たる呼伦贝尔事情》，上卷，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4年3月，第17-18页。
[14] 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241页。
[15] Emanuel Marx: The ecology and politics of nomadic pastoralists in the Middle East. In Wolfgang Weissleder .ed. The Nomadic Alternative. Mouton Publishers. The Hague. 1978. 41-74.
[16] 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209-215，241页。
[17] 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177-188页。
[18] 迈尔斯：《蒙古畜牧调查报告书》，1919年，汉昭译，于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经济史研究组编：《蒙古族经济发展史研究》，第2册（资料），1988年8月，第215-216页。
[19] 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84，177，239-241页。
[20] 米内山庸夫：《蒙古风土记》，昭和13年8月，改造社，第161页。
[21] 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 庶务部调查课编：《巴尔虎（呼伦贝尔）の经济概观》，大阪每日新闻社，昭和5年6月，第54-55页。
[22] 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216-217，242-243，253页。
[23] 米内山庸夫：《蒙古风土记》，昭和13年8月，改造社，第308页。
[24] 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264页。
[25] 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244-245页。
[26] 迈尔斯：《蒙古畜牧调查报告书》，1919年，汉昭译，于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经济史研究组编：《蒙古族经济发展史研究》，第二册，（资料），1988年8月，第216页。
[27] 赵松乔：《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生产配置问题的初步研究》，科学出版社，1958年8月，第52页。
[28] 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245-253页。
[29] 朱延生主编：《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志》，内蒙古人文化出版社，1992年5月，第149-154页。
[30] 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247-253页。
[31] 朱延生主编：《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志》，内蒙古人文化出版社，1992年5月，第149-154页。
[32] 新京支社调查室：《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18年4月，第267-338页。
[33] 潘学清主编：《中国呼伦贝尔草地》，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第108-109，353-355页。
[34] 谷锦柱等主编：《内蒙古自治区草地资源图》，内蒙古自治区地质测绘队清绘，1989年12月。
[35] 新京支社调查室：《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18年4月，第247页。
[36] 埃文思-普里查德：《努尔人》，褚建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1月，第74页。
[37] 新京支社调查室：《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18年4月，第421页。
[38] 《牧野概说》（附）兴安北省牧野概况。1939年11月，第5-8页。
[39] 后藤十三雄：《蒙古の游牧社会》，生活社刊，昭和17年12月，第70页。
[40] 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209-215页。
[41] 新京支社调查室：《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18年4月，第247-249页。
[42] 新京支社调查室：《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18年4月，第429，453页。
[43]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12年12月，第37-41页。
[44] 潘学清主编：《中国呼伦贝尔草地》，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4月。第26页。
[45] 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经济史研究组编：《蒙古族经济发展史研究》，第2册，（资料），1988年8月，第144-146页。
[46] 潘学清主编：《中国呼伦贝尔草地》，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4月，第244页。
[47] 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40页。
[48]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12年12月，第37-41页。
[49] 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209-229页。
[50] 朱延生主编：《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志》，内蒙古人文化出版社，1992年5月，第147页。
[51] 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 庶务部调查课编：《巴尔虎（呼伦贝尔）の经济概观》，大阪每日新闻社，昭和五年六月，第65页。
[52] 《海拉尔河南流西行一般调查》，1933年11月，第37-55页。
[53] 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84，228-230，286页。
[54]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庶务部调查课：《经济方面ょり见たる呼伦贝尔事情》，上卷，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4年3月，第122-124页。
[55] 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内蒙古自治区陈巴尔虎旗莫尔格河品鄂温克索木调查报告》，1954年4月，第13-14页。
[56] 朱延生主编：《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志》，内蒙古人文化出版社，1992年5月，第85-86，147页。
[57] 潘学清主编：《中国呼伦贝尔草地》，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4月，第244页。
[58]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转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及绥远、青海、新疆等地若干牧业区畜牧业生产的基本总结》。1953年六月十五日，于《内蒙古畜牧业文献资料选编》，1987年，第7-27页。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期。

（全文完）

作者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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